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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懷中:國際變局下“日本回歸”與區域合作契機

冷戰后至今,日本區域主義戰略的發展演變經歷了四個階段,體現為以經濟中心與合作導向、政經合流與政略上揚、政略優先與秩序拼爭、政經并重與“回歸”亞洲為路徑的遞進性演變。實際上,這也是一個由經濟區域主義演進到包含政治安全在內的復合區域主義乃至綜合型廣域地緣戰略的進程。目前,第四個階段仍在發展演化,并可能持續較長時期。

可以看到,2018年前后,日本區域主義戰略面臨著重要的策略調整和重組。除了日美同盟與中日力量對比這兩大重要自變量發生很大變化外,被作為先驗條件的單極國際體系這一結構因素也發生了微妙的震動,并且地區合作進程也發生了若干積極趨向,日本的身份歸屬隨著這些變化而潛移默化地發生位移。在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日本區域主義戰略正經歷一些明顯的調整,雖然這僅限于一種策略性的變動,但日本開始更多關注地區經濟的內部一體化以及自主多邊廣域構想,這多少給亞洲區域融合與廣域協作帶來了契機和助力。

多種因素驅動日本進行區域主義戰略調整

迄今,國際體系的基本結構尚未發生動搖,美國仍是體系中唯一超級大國并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但某種深刻變動的前兆,尤其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與國際權力格局動搖,對日本區域主義戰略設計的沖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顯得劇烈。這可以從兩方面進行解讀和證明。

第一,單極體系及國際秩序的震動,促進日本“入亞”。世界體系與國際格局對日本區域主義戰略的影響,可導致一種相對開放或收縮的區域主義。日本的系統性脆弱源自對美國霸權即單極體系以及全球市場與資源的依賴,這也限制了日本面向一個內向型亞洲集團的志向與努力。在貿易、援助、投資和技術轉讓等許多方面,相比處于一體化程度較高的英法德等歐洲大國,日本同全球的經濟貿易聯系更為廣泛。

然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國際環境變化,包括當下熱議中的世界走向兩極、多極抑或無極的各種趨向,使得此前以單極體系即美國霸權治世為前提展開的日本區域主義戰略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和難題。這就使得對日本來說等同于美國霸權的體系結構,開始作為獨立的自變量因素隱約發揮作用。

在外交、安全和經濟領域擁有巨大權力的美國,作為體系主導國在維持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然而,自特朗普政府上臺以來,其“退約退群”行為造成了國際制度失效受限的嚴重后果,成為制約國際制度與規則發揮作用的最大負面因素。特朗普一直倡導“美國優先”政策并迅速降低和淡化維護世界秩序的意愿與角色,世界體系及秩序經歷了冷戰后近30年里最大的震動,世界秩序的維護與穩定愈顯困難。歐盟、中國、日本等國際社會的其他主要參與者并不能真正補充美國所承擔的角色,而數量有限的國家集團,比如日本非常看重并依賴的七國集團(G7)內部也很難達成共識,更難形成一份聯合聲明。

國際制度與治理從未像現在這樣虛弱,國際社會已無法制定有效的共有規則,更糟糕的是即使是既定規則也經常被踐踏。如果目前的形勢繼續下去,體系結構與格局秩序將會變得更加不穩定與不透明。一句話,日本所仰仗的全球主義以及國際體系出了大問題,這給日本的宏觀對外戰略設計帶來了很大影響。

第二,全球主義的區域化與區域主義的全球化,推動日本“回歸”亞洲。亞洲“區域建設”既構成于非正式的“自下而上”的“區域化”所帶來的貿易和生產的全球化和網絡化進程,也需要被正式的國家主導的行動例如“區域主義”進程所推動。國際形勢與世界戰略態勢正發生戲劇性轉變,全球化進程面臨重大新局面,此時特朗普政府遂行“美國第一”,挑戰的不只是中國,也牽動了其主要盟友包括日本在內的國家神經。美國“退群”行為及其挑動的貿易爭端,和由此造成的全球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給日本造成相當大的困惑和麻煩,也給日本對地區主義的認知帶來了調整契機。

在當今世界大變局形勢下,超級區域主義是日本(其實也是亞太各國)應對特朗普保護主義的第一道防線,第二道防線則是加強區域間經濟合作尤其互聯互通和基礎設施建設一體化。與美國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相反,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贊同與中國共同維護世界貿易秩序。中日立場相同或相近的是都認為亞洲不能容忍貿易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的蔓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應對挑戰,就加強多邊自由貿易體制保持合作,就WTO改革舉行協商(雖然立場不盡相同)。

東京在與亞洲關系中開始重點強調區域主義與互聯互通這兩個宏觀經濟工具,經貿目標將繼續在日本對地區政策中占據重要地位,這客觀上給亞洲區域主義再次發力和整合帶來了經濟合作契機和起跳板。

日本區域主義戰略調整確定因素與不確定因素并存

未來一段時期,日本區域主義戰略調整的確定因素與不確定因素并存,主要受制于日美同盟狀態與中日國力對比這兩大自變量的演變態勢,同時受到開始帶有獨立自變量性質的“體系”元素以及區域合作進程等干預變量的加持影響。

當今及未來一段時期,基本可預見或確定的趨勢包括兩方面。第一,兩大自變量正在發生很大變化。首先,中日國力差距的趨勢是“只大不小”,且兩國關系在曲折演進中斷續改善。對日本來說,與中國碰撞的代價極大,不搭中國發展便車的損失極大,這已經是一種可預期的客觀現象和常量系數。其次,“特朗普沖擊”使得日本始終難以對美國的承諾和保障感到安心和放心,不管特朗普是否連任以及其政策是否被延續,心有余悸的日本在未來中短期內都要對日美同盟進行“再考察”和“凈評估”,政策立足點會置于“日本第一”而非單純的“同盟優先”,留出戰略回旋余地與博弈資本。此兩大因素疊加,已經使得日本在策略上部分“搭車”中國發展、依托地區一體化采取對沖戰略的趨勢不可避免。安倍一度強調中日關系要由“從競爭到協調”“從威脅到合作伙伴”等就是明證。

第二,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國際體系、格局與秩序被認為正在發生系列重大變化——尤其日本賴以為生存之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大國力量對比與國際權勢格局、單極體系與霸權穩定合二為一的舒適環境,都發生了冷戰后甚至二戰后日本從未遭遇過的激變和不利局面。尤其2018年之后,日本在全球“非典型單極體系”以及區域“不對稱兩極格局”下對國際地區環境風險格外敏感“脆弱”,因而其追隨霸權主導國的動力與意愿有所改變也并非異常。從這個角度看,日本對區域主義的投入并不單單是對同盟的一種補充,也正如亨廷頓早就指出的,“在國家和地區展開經濟競爭的時代,日本的國家利益遠比作為西方成員的‘身份’重要”。而基辛格近年針對日本的戰略動向也曾指出:“日本采取何種同盟關系以實現自己的新角色,取決于其對全球力量均勢的估計。”

總之,復雜的國際變局及外部形勢,使得日本必須以“區域化的全球化”、回歸亞洲并推進“亞洲的亞洲化”,來應對全球化變異和國際大變局,對日本的外部資源進行“再平衡”以及對日本的涉外利益進行“再保證”。

日本2

中國應抓住亞洲區域主義“回潮”機遇

當然,也需認清,這種調整是多向對沖的策略行為,處于戰略調整長期通道的端口或是一種戰略行為的序曲,但還不是根本性的戰略革命舉措。這個過程較長且有曲折反復甚至倒退,最終取決于體系與格局演變尤其中美日的發展態勢與戰略取向,所以其持續性和后續效果還需審慎觀察。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國際變局加速演化、中美博弈前景不明并有加劇趨向的情況下,如果美國——不管特朗普是否連任——大幅調整“亞洲政策”并改進“同盟對策”,中日美格局及“東西”關系失去最低平衡、亞洲區域合作的宏觀條件大幅惡化,則東京有可能發生“保守回潮”,在區域合作上更顯政治化、安全化和權力志向。比如,不但在改善對華關系上動力不足、態度搖擺,而且附議美歐的相關消極動向及政策逆流,突出“價值觀”色彩、強化規則與秩序競爭、轉移供應鏈與生產鏈、設限科技交流等。這將使其區域主義戰略采取更多的保守與對沖政策行為,對推動亞洲區域一體化及亞洲共同體建設失去應有的熱情和積極性,主要政策著力點仍會置于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日歐EPA等廣域經貿合作構想以及“印太”地緣政治戰略方向上。

面對如此趨向,在國際大變局時代背景下,中國應抓住亞洲區域主義“回潮”并深化發展的窗口機遇期,主張包容而非排他、融合而非疏離,增強對日工作主動性和引導力,加大雙方戰略對接和互利共贏,以推進亞洲區域協調與合作、共同維護全球秩序。對于中國而言,由于美國加強了將中國作為競爭對手的壓制,為避免兩國的戰略競爭演變為集團對抗與陣營沖突,保持與大國、周邊乃至全球伙伴關系的穩定與健康,促進區域融合與一體化建設進程,推進新型國際關系以及區域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無論從理論或現實來看都是必要的路徑和選項。弗朗西斯·福山早在2010年就指出,21世紀初小布什政府曾有遏制中國的構想,但注定無法實現,因為東亞的經濟融合過快過深,中日具有良好的經濟伙伴關系。

(原文刊載于《日本學刊》2020年第3期,文章觀點不代表參考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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