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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友駿:日本參與全球數字經濟治理的構想與實踐

隨著數字經濟概念的興起以及信息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的迅猛發展,數字經濟的總體規模及發展質量在過去的幾年內均取得了異乎尋常的進步。數字經濟概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經歷了一定的積累和發展過程。具體而言,數字經濟是建立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等制造業根本性變革基礎之上的概念創新,是對物聯網、大數據、云技術、新能源、機器人、人工智能等新興科學技術的全新整合與集成應用,以形成高效率、低能耗的全新生產方式及分配方式。數字經濟的迅速膨脹及其對全球政治、經濟治理體系所產生的影響極為深刻,很快就引起了世界主要國家的政治警覺和高度關注,數字經濟治理也因此順理成章地進入了全球經濟治理的討論范圍,并一舉成為牽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及未來發展方向的熱門議題。

安倍晉三在2019年初的達沃斯演講中,首次透露了日本在數字經濟治理領域的“宏大政治視野”,之后又將二十國集團(G20)大阪峰會與數字經濟治理議題牢牢綁定。借助成功舉辦2019年G20大阪峰會,日本也正式走到了全球數字經濟治理的前臺,并試圖扮演引領性的角色。檢索此前日本在數字經濟領域的各種政治表態與政策實踐,不難發現,日本在數字經濟治理領域有自己的盤算與設想,并且很多問題業已從憑空設想或紙面文字轉變為真實的政治實踐與政策落實。總之,日本在數字經濟領域的戰略布局已日漸清晰,大致可分為加強“高標準和高質量”的理念傳播、創新性地在雙邊及多邊場合完成規則制定、提升自我能力建設以實現相應的戰略輔助功能等三大板塊。

第一,對全球層面的數字經濟治理提出符合日本國家利益的戰略理念,意圖借助多邊或全球外交舞臺推廣自身理念,并竭力將其轉化為具有約束力的現實性規則。從全球治理的發展經驗來看,任何治理規則的制定與設計都需要一個戰略性的理念來支撐和駕馭,全球數字經濟治理規則同樣如此。總體來看,日本對數字經濟治理主要強調“三化一可”的理念性原則,即“自由化”“公開化”“無差別化”“可信任”,以突顯日本在規則設計上的“高質量和高標準”特征。

第二,在雙邊或小多邊層面構建“數字經濟治理同盟”,逐步將自身設想轉變為具有約束力的現實規則。2018年9月25日,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世耕弘成、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和歐盟貿易委員西西莉亞·瑪姆斯托姆于紐約進行了第四次“日美歐三方會談”。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三方會談后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首次就“數字貿易和電子商務”問題發表了共同看法,三方均表示對數字保護主義泛濫的擔憂日益增加,同意以合作促進數字貿易和數字經濟的發展,并通過促進數據安全來改善商業環境;另外,三方希望加速WTO的改革及規則更新,數字貿易相關要素能盡快反映在WTO的談判進程及相關協定中。除參與日美歐三邊機制的合作與談判,日本還獨辟蹊徑,與美國率先達成了雙邊性質的所謂高標準且全面的“數字貿易協定”(2019年10月7日于華盛頓簽署)。就美國貿易代表處(USTR)公布的成果清單可知,日美數字貿易協定主要涉及以下六大領域,即:(1)禁止對以電子方式傳輸的數字產品,如視頻、音樂、電子書、軟件和游戲等征收關稅;(2)確保數字產品的非歧視性待遇,包括稅收措施的覆蓋;(3)確保所有部門的無障礙跨境數據傳輸;(4)禁止數據本地化要求,包括對金融服務提供商的要求;(5)禁止任意訪問計算機源代碼和算法;(6)確保公司在產品中使用創新加密技術的靈活性。

第三,加強日本在數字經濟領域的能力建設,為其參與全球數字經濟治理奠定重要的知識儲備與制度準備,即提升和參與數字經濟治理相關的基礎性戰略輔助。與數字經濟緊密相關的技術就是ICT,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新興領域就是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5G)。數字經濟已成為日本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且日本在ICT等核心技術領域保有較大的競爭優勢,這也是支撐其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主要動因之一。而且,日本并沒有停止或放緩ICT領域的發展與進步。在加強以5G為代表的數字領域基礎設施發展的同時,日本還將數字經濟發展戰略與社會發展戰略緊密結合,希望實現二者中長期發展的有機融合,同時構建政府、企業、個人三者良性互動、持續優化的智能社會發展體系。如日本政府在2018年公布的年度例行“經濟增長戰略”報告——《未來投資戰略2018》中,數字領域的項目開發與社會發展戰略二者被有機融合在一起,通過時間軸和板塊軸的概念,構建起數字化“旗艦項目”的立體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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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所以積極推動數字經濟議題的全球性討論,并在國內積極推動與數字經濟緊密關聯的政策部署,完全是基于內、外兩大板塊的綜合性考量,構建“內外聯動”的政經戰略布局。對外而言,日本視數字經濟為其新時代追求全球政治大國地位的重要抓手;對內而言,數字經濟為其實現經濟復蘇、提升國家實力的重要路徑,是日本經濟重拾泡沫破滅之前那段輝煌歷史的希望所在。

第一,對外彰顯“大國”政治影響力,并試圖“以小推大”,構建所謂“大國”形象。首先,日方希望以數字經濟治理為切入口,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乃至戰后秩序的改革與重構;其次,以數字經濟為切入口,構建新的“日美歐”三邊抑或是小多邊經濟治理“同盟體系”。  

第二,對內服務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為經濟結構升級和社會轉型創造基礎性條件。首先,借助以ICT為基礎的數字經濟發展,彌補自身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弊端,促進現有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同時試圖為未來經濟發展尋求新增長動能,并構建新的經濟循環系統;其次,積極轉化日本在數字經濟領域業已積累的制度優勢和競爭優勢,使其更好地服務于未來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再者,利用數字經濟的發展,為日本社會的成功轉型提供更多動能和保障。

綜上所述,日本在數字經濟領域有一定積累,同時也希望借數字經濟議題大展拳腳,促進國內經濟結構性改革和社會轉型的同時,在國際場合提升日本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作為全球主要經濟大國之一,日本在數字經濟問題上的先發制人、積極主動,在一定程度上鮮明地昭示了其經濟外交和對外政治的轉型與突破。鑒于此,未來日本會更為積極、廣泛地參與包括數字經濟議題等在內的全球治理,而日本因素所產生的現實作用也將隨之同步性擴張,對此不容小覷,應加以重視。

(本文原文刊載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2020年第4期,文章觀點不代表參考消息·參考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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