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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軍:俄戰略界縱論“后疫情時代”國際格局與世界秩序

近來,俄羅斯領導人和智庫專家對“后疫情時代”的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進行深度思考,認為近年來國際社會各種矛盾深度交織,新冠疫情全球蔓延成為其進一步激化的催化劑,促使國際與地區秩序陷入紊亂和動蕩。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馮玉軍撰文指出,新冠疫情蔓延激化全球既有矛盾,深刻改變冷戰結束以來的全球政治、經濟與安全圖景。

在國際格局層面,美歐的綜合實力都將因新冠疫情遭受重創,跨大西洋聯盟有可能日益松動,這無疑將減輕俄長期面臨的戰略壓力。中國遇到全球產業鏈重組、外部市場萎縮等多重挑戰,延續多年的快速發展可能面臨拐點。東西兩面戰略重壓的相對緩解,將使俄羅斯的國際環境大為改善。

世界秩序正從美國主導加速走向失序,既有國際機制內部矛盾重重、行為能力減弱、發展前途未卜,為俄實現自身戰略目標提供了巨大可能。對俄來說,一個更加“碎片化”的世界,更可凸顯其大國地位,更有利于其在國際上縱橫捭闔。此外,曾一度占據國際思潮中心地位的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不斷遭到侵蝕,俄羅斯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擴展空間。

一、國際格局深度調整

俄羅斯戰略界敏銳地觀察到,這種紊亂表現在諸多方面:一是疫情之下人類的共同利益被置于政治和經濟利益之后,疫情本身也被視為各國提升地緣政治和經濟地位的有利條件,世界各國仍在圍繞暫時的利益得失爭吵不休;二是民粹主義勢力借機抬頭,社會團結受到嚴重沖擊,全球政治呈現民族主義、排他主義、仇外心理、漠視國際法等特征;三是人類在應對共同挑戰方面采取集體行動的意愿持續下降,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國際組織的脆弱性凸顯,許多國家政府面臨嚴重的信任危機,國際社會形成了互不信任的循環。

與此同時,新冠疫情引發的危機也正在加速世界格局的轉型進程,“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遭受沖擊且轉向關注國內發展,歐盟無力應對危機且內部矛盾加深,中國積極推行全球外交且民族主義持續高漲”。未來,“世界將主要存在兩種相互競爭的政治經濟模式:一種是以西方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另一種是以俄羅斯為代表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中國和美國將成為世界政治的兩大聯盟的中心,其不斷加深的沖突將對整個國際關系體系以及各國政治進程產生巨大影響”。

俄羅斯前外長、國際事務委員會會長伊戈爾·伊萬諾夫認為:“新冠疫情使全球安全體系迅速發生變化,安全問題從傳統軍事安全向流行病、氣候變化、移民問題等領域延伸……新冠疫情危機或將成為國際政治的分水嶺。面對疫情的全球挑戰,一方面,多方政治力量呼吁在世界范圍內暫停沖突,集中力量抗擊肺炎;但另一方面,部分國家企圖通過危機獲得相對于傳統競爭對手的比較優勢,圍繞信息戰、疫情擴散的責任、威權國家和民主國家抗擊病毒能力以及經濟模式等問題爭論不休。這充分表明,人類正面臨著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政治斗爭。這場斗爭的結果將取決于政治家是否能將全球安全置于個人政治抱負之上,以及是否能將國際利益置于傳統國家利益之上。”

圍繞疫情之后世界是否會形成類似冷戰的兩極格局,俄羅斯戰略界存在不同看法。

一種觀點以瓦爾代俱樂部項目主管、高等經濟大學歐洲與國際綜合研究中心主任季莫菲·博爾達切夫為代表。其核心觀點是,以中國和美國為中心的新兩極格局將是國際政治在2020年以后面臨的最大風險。他同時強調:“與冷戰時期的兩極格局相比,正在形成的新兩極格局或將成為世界大戰的前提。如果說蘇聯的存在刺激了美國和歐洲的發展,那么中國的崛起則是對西方直接的威脅。在新兩極的競爭中,作為改變格局主要因素的中國力量還不夠強大,需要其他盟友支持,而美國也將采取同樣的措施拉攏盟友。”

另一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阿列克謝·葛羅米柯。他強調當前國際形勢與冷戰時期有本質區別,以中美為核心的兩極格局難以形成:(1)美蘇兩極格局不僅是兩個全球權力中心的競爭,雙方還共同致力于消除大規模武力對抗并穩定了國際關系。可以說,美蘇格局穩定了國際體系,是“穩定的兩極”。而中美對抗將觸發諸多不穩定因素,導致國際關系混亂甚至引發戰爭。(2)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領導下的國際社會幾乎分裂為兩個相互獨立的部分,反觀當下,盡管中美兩國無法建立完全符合雙方共同利益的相互依存關系,但在全球化影響下,兩國在各個領域的密切聯系無法切斷,難以獨立成為相互隔離的兩極。(3)美蘇對抗的背后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陣營,但如今,美國的傳統盟友紛紛企圖擺脫其控制,所謂“西方”已不復存在。(4)意識形態對抗已成過去式。僅僅基于地緣政治的矛盾,不足以升級為以集團為單位的兩極競爭。

俄羅斯外交學院院長亞歷山大·雅科文科與葛羅米柯的觀點相近,他認為中美矛盾將會升級,但是雙方并沒有將其他國家拉入其對抗的潛力。一是中國沒有建立世界霸權的企圖,也不存在拉攏軍事盟友的想法。俄中關系雖然緊密,但雙方不可能結盟;二是多邊外交機制將持續存在,沒有國家會拒絕已經形成的聯合國和二十國集團等傳統多邊外交機制,即便美國可能從中退出;三是各國將更加關注本國利益,新兩極結構及其對全球政治影響的基礎非常脆弱。

二、世界秩序加緊重塑

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基本上是以“華盛頓共識”為核心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失利者,超級大國地位不復存在、國際影響迅速下滑、參與全球治理能力明顯不足,這一切都使俄羅斯對既有世界秩序充滿了憤懣,希望其加速重構甚至早日崩塌。與其他國家的憂心忡忡不同,俄羅斯戰略界對新冠疫情帶來的變化表現出按捺不住的興奮。俄羅斯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名譽會長謝爾蓋·卡拉加諾夫坦言:“現代世界政治的本質依舊:這是一場為建立新秩序而展開的斗爭,以取代正在迅速瓦解的現有秩序。單極世界和長達五百年的西方統治的時代即將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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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爾代俱樂部發表研究報告,從國際無政府狀態抬升、國家主義回歸、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崩潰等多個層面,論證了國際關系的深刻變化。報告看到了新冠疫情使國際社會分崩離析,多邊合作正逐漸收縮。國際制度的危機導致無政府狀態加劇——每個國家都將依靠自己去解決生存問題。主權國家仍然是能夠實現組織化且以高效方式行事的唯一機制。當經濟已真正變成全球性之際,政治仍然是國家間的,甚至國家在經濟領域的作用也在增強……由國家而非市場提供的應對非經濟沖擊的穩定性,正在變成最重要的國家能力指標。

更為重要的是,不同國家為應對疫情而采取的臨時性管控措施成為俄羅斯論證其威權制度合理性的重要依據。報告稱,多數曾被指責為集權國家使用的社會管控措施,如今在民主國家中也非常流行。“現代技術強化下的隔離措施為政府開發管控社會的工具提供了更多可能……‘專制-民主’二元論再次被證明是虛假的。建立在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基礎上的社會組織模式尚未證明自身具有絕對道德倫理正當性和普適性,國家依賴于自己的社會文化經驗走出危機。每個國家都是基于自己的道德倫理觀念來制定政策,以‘對錯’的標尺來審視它們是錯誤的,它們只是不同而已。”

無獨有偶。謝爾蓋·卡拉加諾夫也強調:“除了主權國家以外,沒有人能夠提供公共物品。主權的作用被強化,國家拒絕外部統治,其自由選擇政治、文化道路、發展模式和外交政策取向的要求日益迫切。”

可以看到,這種對國際變化的解讀,與俄羅斯多年宣揚的“主權民主”“主權高于人權”“國家主義高于國際主義”等政治理念一脈相承,俄羅斯戰略界似乎為論證俄式國家治理觀和國際政治觀的正確性找到了重要佐證。

在世界秩序方面,瓦爾代俱樂部報告斷言,“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21世紀10年代中期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時代已經結束”,國際社會未來面臨兩種選擇:要么維護既有最重要的組織(聯合國),并在此基礎上構建新的功能性組織;要么出現另一種兩極對立,即美國和中國兩大巨頭之間的搏斗。而且,美中對抗是在完全不同國際條件下、不同類型玩家之間的不可調和的沖突,將不會再現20世紀下半葉美蘇之間的穩定模式。其結果是,“我們完全不是回到幸福且相當穩定的冷戰年代,而是一戰之前的帝國主義競爭階段。更何況,在道德吸引力方面,無論中國還是美國,今天都不能與冷戰時期的蘇聯和西方相提并論,這兩個國家都沒有給世界提供明顯的替代性選擇”。

從瓦爾代俱樂部報告的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對當年美蘇“冷戰”的留戀、贊美,仿佛那時是給人類帶來穩定、祥和、幸福的美好時光。而對中美兩極格局,俄羅斯則充滿了憂慮、擔心甚至不屑,一面抱怨中美兩極可能會給世界帶來類似一戰的災難,一面恥笑今天的中美沒有當初美蘇那樣的“道德水準”。報告的另一段表述耐人尋味:“美國重新思考自己的世界角色,正加速退回孤立主義。中國則恰恰相反,雄心勃勃。兩者背道而馳,對國際安全構成主要威脅。”

三、世界發展的未來圖景

對于疫情之后世界的發展趨勢,俄羅斯戰略界也進行了相應展望。

謝爾蓋·卡拉加諾夫認為,在國際社會長期積累的矛盾和新冠疫情共同作用下,世界發展將呈現以下幾種趨勢:(1)國際力量重新分配,世界將在新一輪全球化的背景下恢復傳統的多中心性,大多數國際機制失去效力,軍事力量的重要性再度凸顯;(2)美國創造的全球經濟體系將會崩潰,全球經濟將呈現零散化、區域化和政治化的特點;(3)環境污染、氣候變化將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重點,但相關問題將基于國家或區域層次的決策,而非通過全球合作解決;(4)中小國家的政治主觀性及其精英的獨立性加強,或將拒絕盲目跟隨大國且在中美之間搖擺博弈;(5)國際社會呈現再意識形態化,隨著思想真空的產生,民族主義、不滿情緒和環保激進主義或將蔓延;(6)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核武器擴散的危險增大,但長久以來的和平環境會降低人們對戰爭的恐懼。

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執行會長安德烈·科爾圖諾夫跳出傳統的“東西方”視角,沿“南北軸心”審視后疫情時代的世界秩序。他認為,危機減緩了權力和資源從北方國家向南方國家的轉移,從而增強了南方對北方的依賴,并導致后危機時代全球不穩定因素主要集中于南方。隨之而來的將是地區沖突局勢加劇,南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此起彼伏,南方大多數國家被排除在世界技術鏈和新經濟體系之外。南北之間發展、安全和治理鴻溝的擴大,將對國際體系的穩定構成巨大挑戰。為克服這一挑戰,必須實現南北之間新的“大交易”,彌合南北之間的文明鴻溝,提升全球治理水平。

可以看到,俄羅斯戰略界的主流觀點斷定疫情使美國、中國、歐洲等各大力量中心都遭受重創,但在疫情面前,國際社會不僅未能攜手合作,反而陷入了更深刻的矛盾與沖突。特別是中美對抗日益顯現,將對世界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但同時,美國和中國之間不會形成美蘇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全面對抗的兩極格局,俄羅斯不會與中國結盟對抗美國。在國際制度的危機導致無政府狀態加劇的背景下,國家的作用進一步凸顯,這對于奉行國家主義的俄羅斯來說無疑是巨大利好:一方面俄羅斯國內體制的合法性因此而進一步鞏固;另一方面,俄羅斯可以在一個國際制度弱化的世界里縱橫捭闔。

(本文原文刊載于《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20年第5期,文章觀點不代表參考消息·參考智庫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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